西方文论关键词|刘英：文化地理
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地理
刘英
内容提要：文化地理研究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文化地理纳为文学研究视角，引发了文学批评的爆发式创新，催生出文学地图、文学景观、地理诗学、空间批评等一系列跨学科文学研究。而文化地理之所以能够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一方面源于文学与地理之间天然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化地理学强烈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气质和动力：这种气质和动力不仅使文化地理自身经历了从旧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再到非表征文化地理的裂变和发展，而且这种不断质疑和革新的精神也与文学批评所秉承的反思传统一拍即合，促成了文化地理的“文化转向”与文学研的“空间转向”的对接和碰撞，二者在对话和交流中滋养了彼此学科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学地理学交叉学科的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文化地理 文学地理 景观 跨界 非表征地理
“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研究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地理既指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也指作为理论视角的文化地理。就文学批评而言，文化地理成为其重要的基础方法和理论视阈是伴随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而发生的。如果说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曾被时间话语和历史话语所主导，导致文学批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那么在20世纪后期即福柯所说的“空间的时代”，文学研究则发生了“空间转向”的范式转型。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的联姻从自发走向自觉，凸显出文化地理学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将文化地理纳入文学研究视角，引发了文学批评的爆发式创新，催生出文学地理、文学地图、文学景观、地理诗学、空间批评等一系列跨学科文学研究。而文化地理之所以能够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一方面源于文学与地理之间天然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源于文化地理学强烈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气质和动力：这种气质和动力不仅使文化地理自身经历了从旧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再到非表征文化地理（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y）的裂变和发展，而且这种不断质疑和革新的精神也与文学批评所秉承的反思传统一拍即合，促成了文化地理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的对接和碰撞，二者在对话和交流中滋养了彼此学科的内涵，也促进了文学地理学交叉学科的深化和发展。
文化地理按时间分为1980年代之前的旧文化地理和1980年代之后的新文化地 理，前者通常被称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后者被叫做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新旧文化地理之争虽常被喻为文化地理的“内战”（Duncan, “After” 401）但这场学术观点的激烈交锋不仅使文化地理的学科定位和方向变得越加明晰，也使文化地理更符合时代需求，奠定了21世纪文化地理的雏形轮廓。
回顾文化地理一路走来的学术轨迹，贯穿始终的是“地理”与“文化”两条线索的交织发展：其一是地理学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im）、环境或然论（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人文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循序嬗变；其二是关于何为“文化”的反复论争。关于地理学最初发展的概貌，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在论文《地理与探险家》中清晰勾勒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想象期”（geography fabulous; 3），是早期科学与神话的结合，发生在 16—17 世纪，通过绘图对异域国度进行推测和想象，该阶段止于惊叹新世界的发现。第二阶段被命名为“征服期”（geography militant; 8），意味着对新领土的政治占领，该阶段的地图绘制逐渐从推测想象转向科学探真。第三阶段则为“胜利期”（geography triumphant; 13），伴随着西欧工业力量的增强， 地理学家走向田野调查，创造了现代地理；这一阶段的地理学受启发于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通过仔细观测和客观记录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世界本质。随着观察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分类，对世界进行理论化阐释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于是地理学从经验主义发展到实证主义。由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紧密关联，地理学家尝试到自然科学中寻求灵感，特别是生态学、植物学和生理学，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达尔文思想。达尔文思想对地理学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志着地理学以现代科学逻辑替代神学来阐释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完成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世界的去魅”（1）；二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被应用到地理学研究中后导致了环境决定论的出现。“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认为人类活动的性质是受其居住的物理环境的参数所决定的”（Johnston and Sidaway 46）。环境决定论不仅解释为什么环境差异造成文化差异，而且对文化的先进程度进行主观评 判。环境决定论者不把在地理探索过程中发现的异域文化看成是文化差异，而是将其视为野蛮和不文明的表现，甚至提出了纬度越高越文明、纬度越低越落后的理论。环境决定论在19世纪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之一就是其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能为欧洲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护身。凭借披上科学外衣的理论支持，欧洲殖民主义的政治工程得以加快步伐，只要发现新资源、新贸易通道和劳工，西方霸权国家便堂而皇之地对其任意占有和掠夺，同时还将宗教、政治、文化价值观等一并植入。
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关系被揭穿，环境决定论遭到质疑和批判。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英国地理学家哈茨霍恩（Richard Hartshorne）等对环境决定论发起挑战的同时，提出了环境或然论，包括以下三点主张：一、环境是引起文化差异的影响因子之一，但不是决定因子，人在文化生产中发挥了一定能动性；二、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差异之存；三、研究对象从关注民族—国家和全球转向国家内的区域和地方性，后者也因此被称为欧洲区域主义（European Regionalism）研究。
环境或然论和欧洲区域主义在大洋彼岸得到了强烈回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索尔（ Carl Sauer）教授及其团队基于反对环境决定论的共同理念发展了自成一派的文化地理学，即伯克利学派，标志着作为人文地理学学科分支的文化地理学正式成立。伯克利学派 重启经验主义的田野研究，但与之前依赖自然科学不同，伯克利学派取道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文化群体及其地理分布，并以此作为最终研究目的而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手段。伯克利学派的标志性成果是索尔在 1925 年发表的《景观形态学》一文，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景观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即如文中所述，“文化是动因，自然环境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343）。该论断向环境决定论正面宣战，具体体现在：一、强调人在景观形成中的主动作用，认为景观是文化的表达；二、认为环境是人类长期占领和利用自然的历史产物。索尔提出这些观点的背景，正值美国为连连战胜自然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而沾沾自喜之时。面对自然臣服于经济统治之下的表象，索尔并不乐观，甚至提出了预言性的警告：“短 暂的狂欢之后，西方文明很快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qtd. in Martin xv）。
以索尔领军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既强调人的能动性，也重视人类的责任，奠定了其文化地理的经典地位，影响了文化地理几代学人。但伯克利学派在反击环境决定论的同时不免用力过猛，以至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早在1983年，已经开始为新文化地理暗中蓄力的英国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对伯克利学派存在的问题做出精确诊断：“为对抗势头强劲的环境决定论，索尔强调人类文化改变自然的决定作用，但忽视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导致文化地理学理论贫乏，使文化地理研究陷入理论真空”（“Towards a Radical” 2-3）。继索尔之后，伯克利学派的另一核心概念也遭到抨击，主要针对索尔的学生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在 《美国文化地理》中提出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c）概念。超有机体概念“设想文化内的同质化和统一化”（Duncan, “Superorganic” 194），其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掩盖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不同群体的政治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差异”（191）。随着对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的持续批判，一种“新”文化地理在酝酿成型并蓄势待发。1987年，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Peter Jackson） 发表论文《文化地理的新方向》拉开了“新文化地理”正式登场的帷幕。曾因理论贫瘠而被诟病的文化地理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向中开始拥抱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种族批评理论、后殖民等各种新理论。获得理论加持 的新文化地理从此摆脱了长期处于人文地理边缘的尴尬地位而迈向主流，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以占领几乎整个人文地理的攻势，成为人文地理的代名词。
文化地理的更新换代是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共同作用下而发生的。从外部环境来看，196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和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女权运动争取性别平等，民权运动反对种族主义，环保组织抵制工业污染。同时，一方面世界各地 纷纷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另一方面国际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格局，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的局限性暴露无疑：一是其仅仅聚焦乡村和遗迹景观的研究，在经验上已经远远落伍于外界变化；二是其对文化中各种社会因素相互角力的盲视使其缺乏深刻的政治眼光来透视变幻莫测的世界。显然，伯克利学派在时代变革中已经失去有效的阐释力，而文化地理若要继续保持和彰显其政治和学术价值，调整方法并重新定向迫在眉睫。
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方向》便是对此一情形的适时回应。该文提出：“新文化地理既关注历史也关注当代（但始终注重情景化和理论化），既探讨空间也探讨社会（但不局限于狭义的景观），既研究乡村也研究城市，既思考主导意识形态也考察文化的偶然性。总之，强调文化在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Cosgrove and Jackson 95）。这字字珠玑的论断不愧是新文化地理的里程碑式宣言，旗帜鲜明地确定了四个转向：一是从19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转到后现代社会；二是从乡村转到城市；三是从自然景观转到社会空间；四是从超有机体文化观转到文化政治和表征观。这四个转向自然不是从天而降，所谓的四个转向背后是袭卷了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理论大潮。文化地理的文化转向的源始动力来自于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及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这也是新文化地理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由来。在伯明翰文化研究引领下，文化地理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对于文化的全新认识而得以再焕新生。
女性主义虽然反抗的是男权，争取的是性别平等，但它对文化地理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对日常生活实践中权力关系的检视。在女性主义的透视下，文化是政治，文化是权力。后结构主义虽然看似文字游戏式的“解构”性阅读，甚至被指责为具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 之嫌，但它对包括文化地理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其对终极意义和阐释所持有的批判立场，是其对于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和权力关系的全面颠覆，是其朝向多元和开放的鲜明态度。就文化地理而言，后结构主义的意义还特别表现在：一、文化是文本和表征。二、受福柯微观权力理论启发，文化地理转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微观政治；文化地理的传统研究对象——景观和建成环境，也因此被视为既是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是权力再生产的空间。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地理的作用是印证了文化的历史观，正如科斯格罗夫所言：“在反对线性因果式的决定论方面，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地理是一致的，二者都坚持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Towards a Radical” 15）。文化不能作为单独现象研究，而是作为历史的、地理的存在和发展而研究。
如果说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文化地理的视线转向文化的政治性、表征性和过程性，那么后殖民理论则揭示了表征与地理的直接关联。在后殖民理论拓荒性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Edward Said）通过大量史料和文本分析揭示了所谓的“东方”和“西方”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话语建构的结果。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既关乎地理，也直击表征，正如他在《东方主义》中所述，该书探讨的是“东西方两大地理实体如何映照彼此”（5）。1993年，萨义德出版《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进一步揭露表征与殖民主义地理扩张之间的共谋关系。1994年，文学理论家巴巴（ 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出版，将后殖民理论的焦点转向二元差异之间的“边界”（ border）和“间隙”（interstices; 2）：边界既是用于隔离和排外的地理标记，也是差异文化得以相遇并产生文化杂糅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 36）。后殖民理论中反复出现的“边界”“间隙”“第三空间”等空间概念丰富了文化地理的理论话语。
在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后殖民理论的合力推动下，文化地理的主要概念被再理论化，造就了“新文化地理”的全面出场，并使其呈现出三点“新”意：一，文化是象征和意指，不同文化群体面对同样的地理景观会产生不同的联想；二，文化是政治和权力，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创造了地理；三，地理是被建构和表征的，是附着意义和政治的载体，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文化斗争的媒介。新文化地理从传统文化地理出发，借势文化转向的东风，完成了学科的自我更新，学科视野从此更为开阔，跨学科性进一步增强。文化转向后的新文化地理势头猛进，成果丰硕， 但也引起两点担忧：一是过于注重文化而忽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因素；二是文化转向使文化地理迷失在文本性和自我指涉之中，沉溺于语言学游戏和对意义的解码，而脱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和政治斗争。虽然这样的忧虑未免有夸大之处，但其指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反思，为文化地理的再度创新提供了契机，也预示着文化地理的再一次转向。
“地理”（geography）一词由词根 geo（地）和 graphy（撰述）合成，因此地景（景观）（landscape）构成地理的天然议题。从伯克利学派的旧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的近百年发展历程中，无论研究范式如何转变，始终不变的是景观这个经典议题所得到的持续关注。同时，经典议题所发生的研究范式演变也犹如一面棱镜，既折射出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也见证了文化地理的成长。文化地理的景观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并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第一阶段是20世纪早期，伯克利学派首开将文化景观作为地理研究对象之先河，提出景观是文化的物质表达，聚焦可视景观的物质形态。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迈尼格（Donald Meinig）、 段义孚（Tuan Yi-Fu）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对伯克利学派致敬的同时又对其进行重塑，主张景观是一种观看方式，强调景观体验。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强调景观具有权力与物质的两面性（178）。第四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后，景观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记忆景观 （landscapes of memory）、景观正义（landscapes of justice）等成为新的学术生发点。上述每一次转向的核心都是对纯物质性研究的批判。虽然索尔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景观的物质形态描述，但伯克利学派成员多数专注于此。作为对伯克利学派的反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迈尼格在其论著《普通景观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中反复强调景观依赖于观看方式，其中“注视之眼”一章是高频被引文献，该章在列举了不同个体观看同一景观的十种不同方式之后，指出“当我们观看同样的房屋、树木、道路和山 脉时，由于产生不同联想会做出不同解读。因此，景观不仅在我们的眼前，也在我们的头脑 之中”（34）。这一观点与人文主义地理另一领军学者段义孚的论文《思想与景观》彼此呼应，相互阐释：“景观是由各个部分集成的意象，由头脑和情感所建构”（89）。
人文主义地理的主要贡献是将研究焦点从景观的客观描述转到景观的主观感受，其对观看感受的凸显一方面得到新文化地理的肯定和继承，另一方面，对观看视角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文化地理陷入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淖。鉴于此，新文化地理试图在景观的物质性和主观性之间寻找平衡。以这一目标为导向，科斯格罗夫在文化研究中捕捉到灵感， 并成为将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运用到文化地理的第一人。科斯格罗夫的《社会构成和象征景观》（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用了洋洋洒洒的八页篇幅将景观定义的变迁娓娓道来，旨在说明景观虽是一种观看方式，但始终受社会和历史语境的影响，即景观具有主观和物质的双重属性。邓肯（James Duncan）虽与科斯格罗夫同属新文化地理阵营，却另辟蹊径，将景观视作一种表意系统：“景观如同将各种物体进行有序排列和组合后的文本，承担了一种表意系统的功能；通过这一表意系统，社会系统得以交流和再生产”（City as Text 17）。基于此，邓肯断言：“景观的日常化、客观化、自然化掩盖了景观中的意识形态”（19）。科斯格罗夫和邓肯代表了第三阶段的两个独立分支，前者将观看主体从景观中抽离出去，对景观远观凝视，后者则强调观看主体对景观的参与和实践；如何使二者有机结合， 是新文化地理面临的挑战，也促使新文化地理做出了一些尝试，成果较为显著的领域是记忆景观。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恰逢记忆理论的飞跃创新与新文化地理转向景观的象征研究同时发生，为记忆与景观的联姻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诺拉（Peirre Nora）发现了记忆的集体性、物质性和空间性。所谓记忆的集体性，指的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仅受脑化学和个体心理的影响，也受群体互动、社会机构和文化实践的塑造。所谓记忆的物质性和空间性，指的是“记忆场所”（sites of memory）的构建，既包括物理场所如纪念碑、历史遗迹、文化遗产等，也包括参观上述场所的仪式化活动（7）。以“记忆场所”为焦点的景观研究在21世纪走向成熟，对景观与记忆的关系提出了辩证思考。一方面，景观可以创造和把控历史记忆，体现为三种方式：一、记忆景观通过创造历史真实感使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历史；二、记忆景观通过以历史人物或事件命名街道，使历史进入了城市日常话语，为历史创造出空间永恒存在感和日常熟悉感；三、城市规划者通过建造标志性建筑激发人们的国家认同感（Hagen and Ostergren 157）。但另一方面，记忆景观本身也蕴含着解构的种子，可将景观转化为质疑和协商记忆的场所。因此，记忆景观出现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将景观视为文本叙事；一是将景观视为政治舞台。第一种研究重点分析历史如何通过纪念场所、历史遗迹、文化遗产等场所得以表征，以及这种表征如何在 为一些社会群体创造了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又导致另一社会群体的异化和隔绝。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既然记忆景观可书写、可叙说、可阅读、可体验，那么记忆景观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场所，而是可以被不断构建的、开放的、动态的空间，景观因而也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主动阐释和争夺构建权的场所（Alderman 90）。以美国南方就是否在公共场所悬挂联邦战旗而展开的辩论为例：一方面，南方白人认为战旗展现了先辈在内战中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气节；另一方面，非裔美国人将战旗视为维护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象征。双方经过几番激辩，战旗最终被从公共场所撤掉。除了记忆景观之外，景观正义也是21世纪景观研究的关注重点。为揭示景观消费与阶级的密切关联，邓肯等在专著《特权阶级的景观》（Landscapes of Privilege）中聚焦纽约市郊的贝德福德镇。该镇居民为保障其对景观特权的独占巧妙地采取了三种策略：一、将田园美学纳入该地的分区法；二、利用环境主义保护开放空间；三、利用“保护历史”政策阻碍新的施工（5）。这三个策略有效保护了精英社区的审美利益，却以牺牲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贝德福德小镇只是景观政治的一个缩影，但景观政治的操演性却已展露无疑。首先，各方话语都竭力争取表征，试图将意识形态嵌入建成环境；其次，资本以物理景观的形式表征自身，为资本主义利益代言（Harvey 412）。鉴于此，文化地理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景观中暗藏的不公，更在于为建立景观正义而探索最佳方案。
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流动、资本流动、商品流动、人口流动的逐渐增强，边界和跨界 （Border-Crossing）成为21世纪文化地理的新焦点。以欧盟为例：一方面，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实现了人员、资金、物资无障碍流通；另一方面，面对移民和难民压力，欧盟缩紧移民政策，对边界严防管控，建立起边境共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围绕边界进行的各种操作和引发的各种论争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为边界研究提供了最生动的“实验室”。日益显著的边界问题引起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等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边界问题的跨学科属性本身就具有催生新理论、创造新概念的潜质，而文化研究、 后殖民、后结构主义又为其增添了颠覆传统的多维思考视角，揭示出边界中所嵌入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解构了内部/ 外部、我们/ 他们、敌人/ 友邦等二元对立边界思维。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激荡中，美国地理学家阿格纽（John Agnew）以《思想中的边界：重构边界思维》一文发起“边界思维”革命，提出“边界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必须消除的，而是不断建构、不断反思的过程”（176）。然而长期以来，文化地理却以边界作为工具来区别和归类区域空间。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描绘“文化区域”（cultural regions）一直是文化地理的主要任务，比如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美国南方地域文化、西部文化等等。
文化地理学家玛西（Doreen Massey）和拉图尔（Bruno Latour）等对这种文化划区、社会划片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犀利解构。玛西指出，各个尺度（scale）的边界空间（地方、区域、国家）都不是隔绝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67）。同时，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出，互联网构建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使传统的地域空间失去了意义（xxxii）。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开创人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在其主编的《文化流动性：一个 宣言》（Cultural Mobility: A Manifesto）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全球化时代，人员、信息、资金的流动改变着社会景观、政治景观和文化景观（1）。文化交流、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早已使文化溢出地域边界，彼此关联。因此，21世纪的文化地理倡导弱化隔绝效应，显化传递效应，倡导跨界关联。文化地理的关联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不仅关注文化的边界，而且反思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观。阿格纽反对将国家之间视为彼此排斥、彼此对立的关系，呼吁“在伦理层面重新定义边界的功能，使边界为人类尊严服务，并从两点做起：一是将领土空间看成是栖居空间而不是国家空间；二是坚守保障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责任，超越狭隘的边界思维”（176）。随着世界范围的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循环问题、能源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突显，建立全球网络协同合作势在必行，而文化地理的关联思维为此战略的开局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理论依据。然而，跨界关联并不意味着消除边界，而是对边界持有辩证思维。首先，关于国家边界：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展开，一方面“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被预言为大势所趋，“无边界世界”被断言已然形成；但另一方面，边界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重要，也需更加持续地进行理论和经验反思。其次，关于身份边界：文化地理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杂糅性、身份的建构性、边界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重视边界的必要性；毕竟，抛却了边界，身份的界定也就无从谈起。
新文化地理在文化转向的推动下，冲破纯经验主义研究的藩篱，理论性显著增强。但理论化是把双刃剑，脱胎于再理论化的新文化地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对理论的过度依赖，使文化地理陷入顾此失彼的危机。表现有二：一、沉溺于用语言表征和话语来解 码世界，脱离了实际的日常生活，成为少数地理学家的自说自话；二、投入过多精力研究人为创造和具有持久力的文化物品，忽视了暂时的或临时的事件和事物。对此，思里夫特（Nigel Thrift） 做出及时而又中肯的批判：“表征不能覆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所有事物都能够被表征”（57），文本和表征仅仅反映了大千世界的小小一隅，文化地理应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于是文化地理开启了继“文化转向”之后的又一次转向——情感转向 （affective turn），转向超出表征和表征之前的体验、情感（Affect）、感情（ Emotion）和实践， 即非表征文化地理。关于非表征文化地理，《人文地理词典》中有一段宣言式的定义常被 引用：“非表征理论宣布与那种将文化视为结构化和表意系统的新文化地理决裂。这一举动是对当代政治时刻做出的必要回应，因为在此刻，非表征形态（包括情感）随着至高权力 （sovereign power）和生命权力（biopower）的出现而遭到管制和压抑”（Anderson xx）。非表征文化地理堪称文化地理的又一次实验性革命，开辟了一片“勇敢的新世界”（Lorimer 88）；在这个新世界中，那些没有明确意向、没有预期目的的体验和瞬间情感 / 情绪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么对于文化地理而言，何为情感 / 感情？情感 / 感情何为？概括来说，情感 / 感情指的是关系性的集体现象，包括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情感现象，包括共享的气氛如希望、乐观、 士气和恐慌等，爆发的社会情绪如焦虑和恐惧等。虽然一些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感情”和 “情感”可以通用，但很多学者坚持认为二者存在差异。以“希望”为例，作为“情感”的希 望出现在希望流（flow）中，即希望的共享、传播和感染；作为“感情”的希望，是有目标对象的希望。“感情地理”（emotional geography）概念的正式提出，出现在安德森（Kay Anderson）与 苏珊（ Smith Susan）在 2001 年《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感情地理》的刊首文章中。该文呼吁人文地理“超越视觉、文本和语言范畴的局限”（8），充分认识感情与地理的关系。感情地理强调“地方”具有激发“喜爱、憎恨、快乐、骄傲、悲伤、悔恨等感情的功能”（Bondi 435）。与感情地理不同，“情感地理”（affectual geography）受启发于马苏米（ Brian Massumi）对德勒兹解读斯宾诺莎情感论的解读。马苏米在其英译《千高原》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的“翻译与致谢注解”中对该书关键词进行先行概述时，将“情感”（affect/affection）一词的定义排在首位：“affect 和 affection 皆非个人情感，affect 是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是前个人的情感强度，对应于从一种身体经验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而 affection 指的是上述每一种状态都被视为影响他人的身体与受他人影响的身体之间的相遇（Deleuze and Guattari xvi）。
基于上述理论，派尔（Steve Pile）在《新近人文地理中的感情与情感》中全面总结了情感的九个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以外的技术、生物之间；情感在时间上先于感情，在空间上位于认知和意识之下；情感将身体与身体相连，并在身体之间流动”（8）。“情感”和 “感情”的含义各自丰富发展，造成“情感地理”与“感情地理”之间的多重交叉和支路，与其徒劳地辨析两者之间的严格差异，倒不如认清二者的共同意义，即它们合力弥补了新文化地理所忽视的三个盲区，实现了三点突破：一、强调流动性，研究感情和情感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流动；二、重视亲密性，不停留于肤浅的表层关系，深入日常生活的亲密空间；三、主张民族志式的置身参与和观察。通过上述努力，文化地理正在走出表征的局限，将目光投向生活的动态过程，拥抱生命的各种形态，珍视生活中的瞬间体验。然而，非表征文化地理对生命瞬间体验和亲密空间的高度礼赞也曾招致质疑声一片：将瞬间优先于永恒、将过程优先于结构的学术志趣是否足够高远？部分学者对非表征文化地理持观望和否定态度，认为它至多触及了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的表面影响，更无从论及任何现实意义。这样的观点对非表征文化地理来说实在不够公允。事实上，非表征文化地理在理解和介入权力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方面至少发挥了四个重要作用：第一，揭示和批判了权力如何通过某种情感 / 感情而操纵主体：比如个体或群体长期被教化以某种方式去感受，以至于使这种感情自然化，达到权力控制个体 / 群体的目的。第二，诊断新型的情感控制方式（Isin 217）：基于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文化地理揭示了神经科学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对主体的治理。第三，跨越日常与创伤之间的界限，揭示日常与创伤之间的相互渗透，通 过情感/ 感情去体验、去见证那些被搁置、被边缘、被他者化的人们被压迫的过程（Wright 818）。第四，揭示种族、性别、性属等社会差异是如何通过情感关系的模式化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Colls 430）。因此，文化地理的情感 / 感情转向其实是对威廉斯唯物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一是为其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提出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形貌情状”（15）的论断提供了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实际案例和样本；二是将人及人以外的生命或生活（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表意形式）纳入文化地理视野之内，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削减权力运作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许，这还称不上一种全新的文化观；也许，如何整合和协调结构与瞬间、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文化地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但这也不失为促进文化地理再一次创新飞跃的动力。
回顾文化地理的三次转向，呈现出“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轨迹。首先，在经过了文化与地理的激烈博弈后，20世纪早期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正式将“文化”确立为文化地理的中心，强调人的主体性，创建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地理，是为第一次转向。其次，20世纪80年代，文化地理发生“文化转向”，将文化视为表征和政治，突出结构主义倾向和去主体性，是为第二次转向。再次，21世纪文化地理发生“情感转向”，批判新文化地理对表征的过度依赖，将文化地理转向不可表征和表征之外的过程、体验和实践的同时也不排除表征，弥补了之前的缺陷，超越了之前的对立，是为第三次转向。俯瞰文化地理的三次转向和三重整合的格局和走向，显性的表现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对峙和更迭，内里隐现的是融贯一致的关联和逻辑。从旧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虽然在时 间上相隔八十年，空间上相隔一个大西洋，但对“文化”的高度关注却始终构成一条绵延相承的传统将二者紧密连接。自文化转向之后直至21世纪的文化地理，“文化”依然屹立于人文地理的中心：不仅文化地理相关论文长期占据人文地理旗帜性期刊的多半壁江山， 而且经济地理、地缘政治、交通地理等许多研究也纷纷自视为文化地理，主动归于文化地理麾下。如今，文化地理的影响早已辐射到地理领域之外，渗透到文学批评、美术、建筑等其他各个学科。但这并非被动的单向影响，而是源于后者作为空间艺术而产生的自然诉求。就文学而言，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地理知识体系，无论是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意象和空间建构，还是文学的接受和传播等等，都直接关涉地理和空间。因此，地域文学流派、文学版图、空间批评、文学景观、文学地图研究等既是文学研究向文化地理的取道和借鉴，也可作为文化地理的一种独特知识来源而反哺文化地理。这种来自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视角，使文化地理的内容不断丰富，思想不断扩容，边界不断拓展，因而被文化地理 学者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形容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69）。同时，日新月异的21世纪也在给这项工程不断增添新的任务清单，比如线上群体与线下世界的关系、赛博空间（ cyberspace）等。秉持着学术开放的态度和不懈探索前沿的精神，文化地理依然“在路 上”，文化与地理之间互动的叙事正在书写进行时，而“空间转向”之后的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刘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